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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垣（1880－1971）
敦煌学家。广东新会人。字援庵，又字圆庵，笔名谦益、钱罂 等。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考取秀才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毕业于光华医学院，后留校任教，并与人合办《震旦日报》。1917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导师，1922年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。1925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。辅仁大学成立后，长期担任校长。1928年任燕京大学 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。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。193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。1935年6月任中央研究院评议 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。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建国后，任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等职。1921年，参加叶恭绰等人发起成立的"敦煌经籍辑存会，被推为采访部长。就任京师图书馆 馆长后，在俞泽箴的协助下，校阅整理馆藏敦煌遗书，1930年编成《敦煌劫余录》。在敦煌学方面，撰有《摩尼教入中国考》、《火袄教人中国考》、《跋西凉 户籍残卷》等。
自学成才的史学大师------陈垣
2005-10-28 新闻中心转载
要文转载
自学成才的史学大师
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，陈垣出生在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，是家中长子。陈垣祖父陈海学经营新会特产陈皮起家，成为远近闻名的药材商人。陈垣的父亲排行第五，亦继承父业，生意更加兴隆，但陈垣自幼无意经商，立志为学，得到了父亲的支持。陈垣５岁时随父亲到广州，６岁入私塾，１２岁时得见《书目答问》，遂以此为师，摸索求书阅读，后又得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眼界更开一层，于是泛览群籍，知识面渐宽。
１７岁时，陈垣参 加科举考试，并曾考取了秀才，但终因对八股科举腐朽程式的厌烦，放弃了科考，而将兴趣转向钻研历史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。晚年，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以为当时 虽然“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，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”，“逐步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”。２３岁，他读了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，并把此书拆开，分为“史 法”和“史事”两部分进行研究。１９０５年，孙中山创立同盟会，民主革命风起云涌，陈垣和 其他几位青年在广州创办了《时事画报》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。１９０７年，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。一年后，因反对教会对中国师生的歧视而愤 然离校，与友人创办了光华医学院，并在这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。近代医学的学习给予他严谨、缜密和条理训练，这对于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。１９１１年他 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同年创办进步报纸《震旦日报》。１９１３年他以“革命报人”的身份被推为众议院议员，进京参加第一届国会，从此定居北京。
陈垣是 抱着救国理想，弃医从政的，然而在议员任上，他看到了在北洋军阀把持下政治的腐败。虽然进京前十年，他做过三届议员，还当过教育部次长，但对于时政却渐失 信心。因此在从政之余，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阅读《四库全书》和积累宗教史料上。１９１７年，他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史学论文《元也里可温考》公开出版，因其 取材之广泛及对隐晦数百年的一段基督教史的揭示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。此文后又广稽材料，修订四次，定本最终题为《元也里可温教考》。这次写作的成 功，成为陈垣最终弃政治的重要契机，从此他逐步脱离政界，专心于教学著述和文化事业。此后，他先后撰写了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等２０部专著和２００余篇论文，在宗教史、元史、历史文献等领域，开创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。
陈寅恪在《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》中说：“严格言之，中国乙部之中，几无完善之宗教史，然其有之，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。”这是对于陈垣开拓近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之功的一个准确评价。
名满天下的教育家
在７０多年的教育实践中，陈垣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，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。
在陈垣看 来，教书育人，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业，更要关心他们的品德修养和身心健康，要求学生全面发展。他在教育活动中十分注意发现人才， 培养人才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发现和培养启功先生。启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、国学大师和书画家，鲜为人知的是，他与陈垣有着一段超越父子的师生情。
１９３３年，启功中学毕业，基于家学的渊源，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，启功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便脱颖而出了。这时其祖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启功的作品，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。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。可是，虽然启功兢兢业业地教书，但还是被辞退了。理由很简单，当时辅仁的校长认为启功中学没有毕业，怎能教中学？工作不到两年就失业，这对初次步入社会的启功来说，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。
１９３５年，经陈垣介绍，启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。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，还是两年前那位中学校长。两年后，启功再次被他以“学历不够”为名解聘，启功又失业了。
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，坚信启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，不应被埋没，再次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。１９３８年秋季开学后，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“普通国文”。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，终于再也没有人会解聘他了。
１９７１年，陈垣逝世。当时启功撰写了一副对联：“依函丈卅九年，信有师生同父子；刊习作二三册，痛余文字答陶甄。”
为报师恩，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３年，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。在陈垣先生诞生１２０周年之际，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１６３万元人民币设立了“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”。基金以“励耘”命名，是因为陈垣生前曾吟诗云：“老夫也是农家子，书屋于今号励耘。”陈垣久居此屋，励耘书屋由此得名。
著名文学史专家郭预衡教授说：“如果不是陈垣校长，而改用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方法，能培养出启功先生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吗？”
坚定的爱国主义者
陈垣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，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，无论是任辅仁大学校长还是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他反复强调和一贯坚持的。
１９３８年５月，日军占领徐州后，命令北平全市机关、学校一律挂旗庆祝， 辅仁大学和辅仁附中拒绝挂旗，为此附中被强令停课３天。日伪派人“质问”陈垣，并说；“你不依命令，难道不怕死吗？”陈垣毫不畏惧，引用《孟子》关于“舍生取义”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回答。
八年抗战期间，陈垣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他对日本推行的淡化民族意识的奴化教育保持高度警惕，他说：“是知习俗易人，久而忘本，甚矣，边疆之不可长 沦于敌也”，因此， 他反复强调民族意识，指出：“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，此种意识不显也，当国土被侵陵，或分裂时，则此种意识特著。”在当时的条件 下，他通过讲课和著述，砥砺气节，激扬士气，表彰不仕异族的遗民逸士，对为国捐躯的英烈再三致意，对卑躬屈膝腼颜事敌者无情痛斥，成为沦陷区的一面爱国旗 帜。
１９４２年４月，陈垣在 辅仁大学返校节运动会上发表演讲，引用了《礼记》中关于孔子举行射箭比赛的故事。他说：孔子开运动会，对参赛者是有要求的，“贲军之将（败军之将），亡国 之大夫（丢失国土的官员），与为人之后者（做他人后代的人））”不能参加运动会。当时在场的除广大师生外，还有部分日伪官员，人人都知道陈垣讲话的弦外之音，爱国者深受鼓舞，而那些卑躬屈膝为虎作伥者受到鞭挞。
爱国主义是陈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他把爱国看成至高无上。如对一个人来说，即使有很多缺点，“苟不戕贼祖国，君子所不弃也”。１９５０年，政府就辅仁大学的教育主权与教会有激烈交锋，陈垣毫 不犹豫地站在政府一边，坚决支持政府收回教育主权。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，他也没有放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先后发表了《为着祖国的未来， 我们必须加强学习》、《为培养祖国新生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》、《教育工作六十年》等许多文章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。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８日，陈垣以７９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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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学成才的史学大师
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，陈垣出生在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，是家中长子。陈垣祖父陈海学经营新会特产陈皮起家，成为远近闻名的药材商人。陈垣的父亲排行第五，亦继承父业，生意更加兴隆，但陈垣自幼无意经商，立志为学，得到了父亲的支持。陈垣５岁时随父亲到广州，６岁入私塾，１２岁时得见《书目答问》，遂以此为师，摸索求书阅读，后又得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眼界更开一层，于是泛览群籍，知识面渐宽。
１７岁时，陈垣参 加科举考试，并曾考取了秀才，但终因对八股科举腐朽程式的厌烦，放弃了科考，而将兴趣转向钻研历史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。晚年，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以为当时 虽然“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，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”，“逐步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”。２３岁，他读了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，并把此书拆开，分为“史 法”和“史事”两部分进行研究。１９０５年，孙中山创立同盟会，民主革命风起云涌，陈垣和 其他几位青年在广州创办了《时事画报》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。１９０７年，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。一年后，因反对教会对中国师生的歧视而愤 然离校，与友人创办了光华医学院，并在这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。近代医学的学习给予他严谨、缜密和条理训练，这对于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。１９１１年他 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同年创办进步报纸《震旦日报》。１９１３年他以“革命报人”的身份被推为众议院议员，进京参加第一届国会，从此定居北京。
陈垣是 抱着救国理想，弃医从政的，然而在议员任上，他看到了在北洋军阀把持下政治的腐败。虽然进京前十年，他做过三届议员，还当过教育部次长，但对于时政却渐失 信心。因此在从政之余，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阅读《四库全书》和积累宗教史料上。１９１７年，他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史学论文《元也里可温考》公开出版，因其 取材之广泛及对隐晦数百年的一段基督教史的揭示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。此文后又广稽材料，修订四次，定本最终题为《元也里可温教考》。这次写作的成 功，成为陈垣最终弃政治的重要契机，从此他逐步脱离政界，专心于教学著述和文化事业。此后，他先后撰写了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等２０部专著和２００余篇论文，在宗教史、元史、历史文献等领域，开创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。
陈寅恪在《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》中说：“严格言之，中国乙部之中，几无完善之宗教史，然其有之，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。”这是对于陈垣开拓近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之功的一个准确评价。
名满天下的教育家
在７０多年的教育实践中，陈垣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，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。
在陈垣看 来，教书育人，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业，更要关心他们的品德修养和身心健康，要求学生全面发展。他在教育活动中十分注意发现人才， 培养人才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发现和培养启功先生。启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、国学大师和书画家，鲜为人知的是，他与陈垣有着一段超越父子的师生情。
１９３３年，启功中学毕业，基于家学的渊源，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，启功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便脱颖而出了。这时其祖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启功的作品，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。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。可是，虽然启功兢兢业业地教书，但还是被辞退了。理由很简单，当时辅仁的校长认为启功中学没有毕业，怎能教中学？工作不到两年就失业，这对初次步入社会的启功来说，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。
１９３５年，经陈垣介绍，启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。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，还是两年前那位中学校长。两年后，启功再次被他以“学历不够”为名解聘，启功又失业了。
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，坚信启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，不应被埋没，再次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。１９３８年秋季开学后，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“普通国文”。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，终于再也没有人会解聘他了。
１９７１年，陈垣逝世。当时启功撰写了一副对联：“依函丈卅九年，信有师生同父子；刊习作二三册，痛余文字答陶甄。”
为报师恩，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３年，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。在陈垣先生诞生１２０周年之际，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１６３万元人民币设立了“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”。基金以“励耘”命名，是因为陈垣生前曾吟诗云：“老夫也是农家子，书屋于今号励耘。”陈垣久居此屋，励耘书屋由此得名。
著名文学史专家郭预衡教授说：“如果不是陈垣校长，而改用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方法，能培养出启功先生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吗？”
坚定的爱国主义者
陈垣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，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，无论是任辅仁大学校长还是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他反复强调和一贯坚持的。
１９３８年５月，日军占领徐州后，命令北平全市机关、学校一律挂旗庆祝， 辅仁大学和辅仁附中拒绝挂旗，为此附中被强令停课３天。日伪派人“质问”陈垣，并说；“你不依命令，难道不怕死吗？”陈垣毫不畏惧，引用《孟子》关于“舍生取义”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回答。
八年抗战期间，陈垣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他对日本推行的淡化民族意识的奴化教育保持高度警惕，他说：“是知习俗易人，久而忘本，甚矣，边疆之不可长 沦于敌也”，因此， 他反复强调民族意识，指出：“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，此种意识不显也，当国土被侵陵，或分裂时，则此种意识特著。”在当时的条件 下，他通过讲课和著述，砥砺气节，激扬士气，表彰不仕异族的遗民逸士，对为国捐躯的英烈再三致意，对卑躬屈膝腼颜事敌者无情痛斥，成为沦陷区的一面爱国旗 帜。
１９４２年４月，陈垣在 辅仁大学返校节运动会上发表演讲，引用了《礼记》中关于孔子举行射箭比赛的故事。他说：孔子开运动会，对参赛者是有要求的，“贲军之将（败军之将），亡国 之大夫（丢失国土的官员），与为人之后者（做他人后代的人））”不能参加运动会。当时在场的除广大师生外，还有部分日伪官员，人人都知道陈垣讲话的弦外之音，爱国者深受鼓舞，而那些卑躬屈膝为虎作伥者受到鞭挞。
爱国主义是陈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他把爱国看成至高无上。如对一个人来说，即使有很多缺点，“苟不戕贼祖国，君子所不弃也”。１９５０年，政府就辅仁大学的教育主权与教会有激烈交锋，陈垣毫 不犹豫地站在政府一边，坚决支持政府收回教育主权。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，他也没有放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先后发表了《为着祖国的未来， 我们必须加强学习》、《为培养祖国新生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》、《教育工作六十年》等许多文章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。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８日，陈垣以７９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